单身女性生育困境：试管受孕与孩子户口难题引热议，权利边界待界定

这篇文章引发自纽约大学教授艾里克·克里南伯格的《单身社会》一书，该书揭示了单身潮成为美国自婴儿潮以来最大的社会变革，并引发了全新的生活方式。在刚过去的11月11日，网友们赋予了这个日子“单身节”的意义。据统计数据显示，全国独居人口比例不断上升，而单身妈妈的现象也逐渐增多。单身女性往往背负着更多的压力，她们在追求经济和精神独立的也面临着社会观念和制度层面的壁垒。

对于单身妈妈来说，她们的道路尤为艰难。她们需要面对社会抚养费、孩子的户口问题、环境的歧视与忽视，以及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法规的禁区等挑战。尽管她们渴望生育并养育第二代，但她们仍在等待一个更加保护的环境。

梁曦薇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年纪轻轻就怀孕了，面对这一意外，她坚定地选择了生育。尽管遇到许多困难，她依然坚持自己的选择，并为此感到骄傲。九儿出生后，她的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喜悦。她带着孩子去云南重新开始生活，每天分享与儿子的生活点滴。

梁曦薇，一个14岁男孩的母亲，对此问题持有更为审慎的态度。面对可能存在的不负责任的单身妈妈，以及社会对儿童保护机制的不足，她深感忧虑：“孩子是无辜的，每一个决定都会影响到孩子的未来……”

为了给孩子办理户口，梁曦薇已经奔波了五年，其中的艰辛可以用“有血有泪”来形容。通常，已婚妇女怀孕后领取“准生证”，生产后凭借相关证明文件到所在地妇幼保健院领取《出生医学证明》。然后，公安部门根据这些证明为孩子办理户口。如果是计划外生育，还需要缴纳社会抚养费。

这一切的前提都是“已婚”。对于单身女性来说，这个流程似乎并不适用。梁曦薇在寻找法律法规的答案时，发现并没有明确的指导。为了避开“准生证”，她甚至托朋友找到了一位妇科主任，帮她进行产检和接生。

孩子出生后，她努力赚钱，“如果缴纳社会抚养费是让我和我儿子能够正大光明地做人的前提，我愿意交罚款。” 但她被告知，缴纳社会抚养费的前提是“已婚的计划外生育”。

她尝试询问是否可以单独承担这笔费用，但得到的答复是不行。回忆起那些日子，梁曦薇不禁自嘲地笑了起来，感到无比无奈。

在孩子五岁时，她几乎走投无路，只要有与“街道办”相关的人，她都想去询问解决办法。最终，在缴纳了6万多元的社会抚养费并做了亲子鉴定后，孩子的户口终于在上小学前办了下来。

相比之下，玲姑娘的情况要好一些。她赶上了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实施，孕检和办理户口的过程相对顺利。但在办理户口时，她也需要联系户籍警并了解相关规定。幸运的是，她决定回老家生孩子并办理户口，最终成功为孩子办理了户口。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规定，为政策外生育、非婚生育的无户口人员提供了办理常住户口登记的途径。在律师燕文薪看来，这一规定理论上解决了户籍制度与社会抚养费挂钩的问题，但也意味着社会抚养费的“强制力”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削弱。

未婚生育的母亲梁曦薇面临高额抚养费问题，甚至可能面临无法缴纳抚养费的困境。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性别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陈亚亚看来，国家鼓励生育的政策对于单身女性来说关怀力度还不够。她认为不仅社会抚养费应该废除，对于困难的单身女性，还应该给予经济补贴。

对于单身女性而言，真正的需求并非仅仅是自然生育权，而是法律规制下与生育配套的一系列相关权利。李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虽然想生育，但并不想因此失去自由空间。她面临的困境是，如果不结婚生育，可能需要承担一系列额外的负担，包括社会抚养费、失业风险以及独自抚养孩子的费用。在国内，单身女性无法使用辅助生殖技术等手段，使得她只能依赖自然受孕。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张国福医生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曾指出，冷冻卵子技术在取卵、保存、冷冻、解冻等各个环节都存在风险。特别是卵子保存环节，必须在不间断的恒温条件下进行，医院在管理上必须严格，不能出现任何差错。并非所有女性都适宜进行冻卵操作。

对于李英而言，冷冻卵子并不代表实际生育，将单身女性排除在冻卵之外可能会加大女性的婚姻焦虑。她认为，“太晚结婚”的担忧本质上是对错过生育年龄的恐惧。她反问：“为何男性可以冻精，而女性却被禁止冻卵，这是否构成性别歧视？”

类似徐静蕾这样的明星，一些经济条件良好的单身女性选择前往海外进行冷冻卵子操作。以吴露西为例，她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年收入超过30万，最近咨询了一家海外冻卵初创公司，计划利用假期前往美国进行冻卵，视为送给自己的一份礼物。

吴露西由于工作繁忙，暂时不考虑稳定婚姻。她认为生孩子应该是出于自然愿望，而非外界压力或为了绑定男性。由于担心错过最佳生育时期，她选择冻卵作为预防措施。

陈尔东是海外冻卵初创公司的创始人，他的目标群体主要是30至40岁、受过良好教育、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女性。他认为这些女性通常有前瞻性的生活方式和思维视野。尽管公司刚刚起步，但陈尔东并不担心服务的问题。在他看来，即使禁止也存在地下市场，“黑市交易”反而更加危险。他认为自己一年内吸引数千名女性客户是可行的。

梁曦薇作为一个单身母亲，对儿子的出生感到愧疚。儿子小时候问她关于父亲的问题时，她总是坦诚回答并尊重儿子寻找亲生父亲的决定。她并不支持对单身女性放开人工授精技术，认为在没有家庭环境的情况下出生存在缺陷的风险。对此观点，李英持不同看法，她认为家庭的本质是可以探讨的，并不完全取决于父母的身份或数量。关键在于为孩子提供好的成长环境和足够的爱与陪伴。同样持此观点的玲姑娘表示理解单亲家庭的情况并强调爱与陪伴的重要性。她的两位密友将她视为干女儿九儿的养父，为孩子提供的情感支持远超过孩子的生父。在九儿满月酒的庆祝活动中，她邀请了其中一位好友一同回到老家。这不仅是出于对孩子的关心，更是出于对父母的考虑。父母在村里生活，她不希望村里有任何流言蜚语伤害到他们。

梁曦薇经常听到各种流言蜚语。如今她的儿子已经长到十四五岁，依然会遇到不熟悉的男人对她明示暗示。她解释说：“人们会首先认为你是一个轻浮的人，这对未婚妈妈来说是最具伤害性的。未婚生子并不代表我放荡不羁，我只是早一点成为了母亲。”

她的话语中又带着坚韧：“如果你决定做特别的事情，你必须承担相应的代价。”作为一位拥有十多年育儿经验的单身女性，她深切地意识到社会在文化环境、教育制度、社区安全等方面仍存在许多不足。

在探讨“单身女性生育孩子”这一问题时，学者翟振武持审慎态度。他认为，从一般的社会舆论来看，没有父亲的孩子可能会面临很多质疑。他表示：“一夫一妻制的家庭结构是长期形成的，客观上来说，单身女性带孩子的家庭可能不如一夫一妻家庭条件优越。但这并不意味着双亲家庭的孩子就没有问题，只是说单身带孩子出现问题的概率相对较高。”

作为一位十四年的单身妈妈，梁曦薇坚信权利与责任是相对应的。如果没有家人和朋友的支持，没有做好在不够完善的社会环境中承担全部责任的准备，那么就不应该急于追求权利。

翟振武则认为：“价值判断并无对错之分，比如有人认为没有父亲也无所谓，这是一种观念。但如果法律有规定，就必须按照法律规定行事。法律是社会习俗的规则化体现，也是道德和民俗的集中反映。虽然改变法律规定的想法没有对错之分，但需要考虑社会观念的发展阶段和大众的接受程度。”

他进一步强调：“孩子的各种权利应该是平等的，从出生开始就应该得到教育和理解。如果法律没有规定要处罚的，大家就不要处罚；没有规定可以歧视的，大家就不要歧视。”

（因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提到的玲姑娘、马户、李英、吴露西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