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管婴儿成功率非纯技术所决定，运气因素”或成关键推动力

据相关媒体报道，当前试管婴儿技术仅仅是模仿人类生殖过程，妊娠期间体内的诸多细节仍待深入探究。

在2024年初，唐思步入北京某私立医院生殖中心，开始了她的试管婴儿之旅。她已迈入41岁的门槛，此行是她第二次尝试。她心存疑虑，关注着自己的卵子状态。经过超声卵泡监测，结果显示其左侧卵巢无待成熟卵泡，而右侧卵巢则显现出两个明显的卵泡，其中一颗发育良好，即将成为可供取用的卵子，这使她稍感宽慰。

唐思在初次接触辅助生殖方案时得知，从胚胎培养到移植的每一步都可能影响成功率，且个体差异显著，难以明确原因。对于像她这样的高龄产妇，成功率尤其偏低。据美国疾控中心2020年的数据统计，35岁以下女性首次进行试管婴儿的活产率高达55%，而40岁以上的人群仅有8.2%。这意味着对于高龄群体而言，体外受精成功后每百次胚胎移植仅有少数能成功孕育孩子。

复旦大学生殖与发育研究院院长黄荷凤院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人类生命早期的精卵生成、受精着床、胚胎发育等过程仍充满未知。目前试管婴儿技术更多是模仿自然生殖过程，妊娠期间的许多细节尚不清晰。全球现有的试管婴儿中，年龄最大的仅45岁，而在中国最大的也仅30余岁，多数是年轻的患者。关于试管婴儿的寿命、是否伴随特殊高发疾病等问题仍需漫长的时间来收集临床数据。

《经济学人》杂志在2023年7月的文章中指出，人们对于辅助生殖技术存在诸多误解。试管婴儿常被误认为是一种快速且便捷解决不孕问题的方法，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唐思的主治医生刘丽向媒体详细解释了试管婴儿的完整流程。首先进行孕前检查，包括男方检查和女方超声检查等；接着是促排卵阶段，涉及超声卵泡监测和激素化验等；随后是取卵过程，涵盖取卵手术、胚胎培养及冷冻保存；最后是胚胎移植步骤，包括冷冻胚胎复苏、辅助孵化和移植等。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卵巢功能选择相应的治疗方案，其中不包含促排卵及保胎等药品。该中心的辅助生殖套餐价格为六万元人民币。

刘丽还提到，公立医院通常会根据患者的描述逐步提供建议，先尝试自然同房，随后建议体内人工授精，最后才考虑试管婴儿。而在私立和民营机构中，如果患者直接提出想要进行试管婴儿，医生会直接安排孕前检查。唐思在检查后得知自己的卵巢功能有所衰退，但夫妻二人染色体方面没有问题，医生建议采用“二代”技术即卵细胞浆内单注射(ICSI)。

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即为俗称的试管婴儿。现今国内多家非公立生殖机构都声称提供一至三代试管婴儿技术，承诺解决各类生育难题。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孙莹璞教授指出，国际上并未对试管婴儿技术进行代数划分，“几代”的概念更多是社会上的误解。他解释了“一代”、“二代”和“三代”技术的实际区别与操作流程。

多位专家表示，“几代”辅助生殖技术的说法在美国并不常见。每种技术都有其适应症和步骤差异，但都是基于基本原理进行的适当调整和完善。不论是“一代”还是“三代”，都是在特定的医疗环境下为患者提供帮助的重要工具。因此患者需在医生的指导下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最适合的治疗方式。

尽管试管婴儿技术日益进步，但其仍然是一门需要深入研究与理解的医学领域。每一步都可能影响最终的成功率，而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更是关键所在。对于唐思和众多像她一样的患者而言，“运气”固然存在一定影响但非决定性因素；更为重要的是找到专业的医疗团队并遵循科学的诊疗流程。近年来，国际上新兴了一种名为“四代”卵胞浆置换技术（GVT）。该技术通过将年轻卵子的细胞质替换到衰老卵子的细胞质中，同时保留老化卵子中的遗传物质。针对这种技术，哈里顿表示担忧，由于涉及到第三方的卵子引入，相关的问题在国际上仍然饱受争议，目前尚未有国家批准其临床应用。

唐思初次尝试试管婴儿技术时，遇到了单侧卵巢无可用卵子的问题。2023年9月，经检查，她的左侧卵巢没有可用的卵泡，并且由于药物刺激产生了暂时性囊肿。而另一侧卵巢则出现了腹水的症状，唐思打完促卵针后第二天腹部便肿胀起来。对于这种情况，四川某三甲妇幼保健院生殖专科的主任医师解释，这是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OHSS）的表现，轻症通常在几天内便会自然消失。对于症状严重的患者，医生会建议取消近期的胚胎移植计划并住院治疗。

唐思的第一次尝试终止于胚胎培养阶段。取出的四个卵子在体外受精后，均未发育成符合移植标准的囊胚。对此，刘丽表示，囊胚是胚胎体外培养的最后阶段，而唐思取出的卵子形成的囊胚细胞数量未达到移植要求。即使是达到移植标准的囊胚，也需要经过评级才能确定是否符合移植条件。在胚胎培养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受精失败、无优质胚胎移植等情况，这些都会影响试管婴儿的最终成功率。

对于多次尝试试管婴儿技术的成功率变化，哈里顿认为，从数字上看，体外受精的成功率是累积的。但多次尝试的风险也不可忽视。反复促排卵和取卵过程可能会对卵巢造成损伤，降低成功率。某些受精和囊胚培养失败的原因可能是遗传性的，难以克服。囊胚移植过程中还存在子宫内膜同步性问题。

《经济学人》指出，对于首次尝试失败的夫妇来说，后续的试管婴儿尝试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场“概率游戏”。而法国生殖生物学家皮埃尔·乔安特认为，试管婴儿成功率的变化取决于多种因素。他提醒患者不要盲目追求技术的商业化炒作，认为“几代”技术并不能决定成功率。

对于薄型子宫内膜反复移植失败的患者，现在有一种替代治疗策略正在被探讨。虽然基本机制尚未完全明确，但PRP在卵巢功能低下中的研究开始逐渐增多。孙莹璞专家指出，要真正确定PRP的临床效果，还需要更多循证医学的证据支持。目前，在国内的许多非公立辅助生殖机构中，PRP已被广泛应用于增加卵泡数量。

反复移植失败（RIF）是试管婴儿领域更为常见的“疑难杂症”。RIF指的是患者连续多次进行试管婴儿的胚胎移植，但仍无法成功怀孕。对于RIF患者，子宫内膜容受性的下降可能导致着床失败等不良结局。为此，刘丽专家可能会建议进行子宫内膜容受性分析（ERA）。ERA是一种利用少量子宫内膜样本进行基因检测的方法，旨在确定胚胎移植和怀孕的最佳时间。值得注意的是，ERA主要针对RIF及高龄、卵巢储备下降的女性。

公开资料显示，ERA技术于2009年获得欧洲专利局专利，目前由奕真有限公司独家拥有。该公司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实验室。虽然在中国内地没有实验室，但杭州奕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合作伙伴已经将该技术引入中国内地市场。目前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卫健委等官方平台上，尚未搜索到与ERA相关的获批内容。

ERA作为一项昂贵的辅助生殖衍生技术，单次开销可能在5700至7200元人民币之间。在实际操作中，患者可能需要承担更高的费用。有患者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在日本和新加坡做ERA的经历，费用差异较大。在国内，一次ERA诊断的花费普遍在六七千元以上，加上后续用药，总体投入往往超过一万元。

一则新闻报道中提到，一位48岁的广州妈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成功解冻并复苏了18年前冻存的胚胎，最终生下一个健康的男婴。尽管许多非公立辅助生殖机构在推广ERA时强调其“一次命中”等吸引力标签，但患者使用后的实际效果并不总是如宣传所说。实际上，在国内公立医院的辅助生殖中心中，开展ERA的机构相对较少，而在私立医院和营利性辅助生殖机构中更为普遍。

值得注意的是，有研究表明接受ERA的首次试管婴儿患者与未接受该测试的患者之间，活产率没有显著差异。这意味着ERA并不能显著提高首次试管婴儿患者的持续妊娠机会。对此，孙莹璞和哈里顿等专家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强调目前对于ERA的临床效果仍存在争议。

辅助生殖商业化是衍生技术如PRP和ERA受到热捧的原因之一。随着辅助生殖被纳入医保范围，非不孕不育且不适宜生育的高龄人群也选择接受辅助生殖技术，这为衍生技术提供了生长空间。一些专家担忧，如果争议性技术被纳入医保，可能会引发一系列问题，如技术操作质量下降、国家医保负担加重等。他们强调，辅助生殖技术应被视为一种医疗措施，而非方便正常夫妇生育的手段，患者不应盲目迷信衍生技术的效果。

关于试管婴儿过程中的冻胚费用和其他相关事宜也是患者关注的焦点之一。唐思的套餐中就包含了冻胚费用，但她还不确定未来是否需要解冻使用。专家乔安特解释了冻胚的概念和必要性，指出冷冻胚胎可以减少激素治疗和取卵的次数，降低女性的风险。但冷冻胚胎并不能改变生育结局，成功率约在40%至50%之间。关于生殖医学领域的相关探索

重庆妇幼卫生专家黄国宁对于冷冻胚胎技术给出深入了解。他在学术组织担任要职，并在地方生殖医学中心主事。他所负责的机构每年都会进行大量的冷冻胚胎程序，但同时他也强调，对于非医学目的的卵子冷冻，现阶段并不建议进行，因为这可能涉及到冷冻损伤的问题。他进一步解释道，冷冻胚胎并非等同于生育力的永久保存。

在子代健康与胚胎发育的探索中，一项《柳叶刀-区域健康》的研究揭示了辅助生殖后代的健康风险。研究显示，相较于自然妊娠，通过辅助生殖技术诞下的婴儿存在更高的出生缺陷率，如先天畸形、遗传病及智力障碍等。研究人员将这种风险归因于不孕特征、促排卵方案及多胎妊娠等因素。另一项来自《内科年鉴》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指出辅助生殖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单胎婴儿的出生缺陷风险。研究结果无法确立明确因果关系，因此预防和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仍在寻找中。

随着时代的进步，湖北省十堰市人民医院的产科门诊迎来了新的里程碑，见证了双胞胎试管婴儿的出生与成长。这一实例表明了现代生殖医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

在探讨预防出生缺陷的措施时，专家孙莹璞强调了系统工程的必要性。她指出，虽然目前没有明确证据表明辅助生殖技术会增加后代的疾病或出生缺陷风险，但预防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2023年国家卫健委的《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计划》提到了多层次的预防措施，其中包括了产前筛查和诊断等二级预防手段，以及新生儿的筛查和治疗等三级预防措施。特别提到的是一级预防的重要性——通过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PGD）来从源头阻断出生缺陷，其被认为是防止遗传疾病的有效方法。

尽管PGD等先进技术已经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尽管能够针对特定的遗传病进行有效干预，但它却不能解决所有未知的遗传因素和突变所引发的出生缺陷问题。关于PGD对子代健康可能的潜在影响尚需进一步的研究和明确。目前，国家对于开展PGD技术的资质有严格的限制和规划指导原则，以保障技术的合理应用和健康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体外配子发生（IVG）技术作为近年来的一个重要探索方向。这一技术成功实现了将体细胞转化为卵细胞的可能性，如果能够应用于人类身上，将为不孕症夫妇及因疾病失去卵巢的女性等提供新的生育选择。此项技术目前仍面临许多挑战和考量。

尽管科学家们正在努力解开人类胚胎发育的奥秘，但多位专家表示对早期胚胎发育机制及其调控仍知之甚少。辅助生殖技术被视为“暗箱操作”，因为人类早期胚胎的体外培养时间相对较短，而整个怀孕过程却长达数月之久。这表明在未来的研究中仍有许多未知领域需要我们去探索和发现。

生殖医学领域仍在不断探索和发展中，通过多方面的研究和努力，我们期望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胚胎发育的机制、预防出生缺陷并找到解决不孕问题的方法。这不仅需要科技的发展，也需要我们在、法律等方面的综合考虑和平衡。乔安特认为，当前基于动物模型的研究仍然不足，由于不同物种的发育过程各异，因此需要在人类胚胎细胞上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的前院长、同时也是民营辅助生殖机构锦欣生殖的首席战略官段涛透露给媒体，全球范围内对生命发育的基础研究始终缺乏重大突破。尽管科研实力和技术水平不断在提升，但由于政策限制和问题，胚胎研究经常只能停留在细胞层面，难以进一步推进到胚胎阶段。国家在2023年10月联合发布了《科技审查办法（试行）》，明确规定了涉及人类生物样本和科技活动的审查要求。

方丛表示，考虑到和政策的限制，许多关于生命发育的基础研究都是在动物身上进行的。由于人类胚胎是非常难得的稀有实验对象，导致基础研究进展缓慢。这一问题被视为一个“全球性的难题”。目前，学术界依然无法解答关于高龄患者卵子质量下降以及其是否可逆转等问题，这也是RIF（反复植入失败）成为难以治愈的疾病之一的原因。

即使被告知所有步骤可能存在的风险和概率，唐思仍然坚信辅助生殖是她不得不走的一条路。她即将进行下一轮的取卵和胚胎培养。她表示：“即使年龄较大，也有生育的可能，这对许多人来说是一种精神的寄托。”唐思认为，像学习一样，做试管婴儿也需要付出努力和刻苦，时间、金钱和身体状况都是必须付出的代价。